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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次到斯德哥尔摩时，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随大溜儿到“打卡地”去“蜻蜓点水”，几处很感兴趣的地方只得放弃，利丁厄岛算一个。
利丁厄岛是斯德哥爾摩近郊的一座小岛，我感兴趣的是岛上的红房子和它的主人。“主人”叫OsvaldSirén（1879—1966）中文名叫喜仁龙。
这次再来斯德哥尔摩，第一个“打卡地”当然就是利丁厄岛。
据记载，喜仁龙教授1930在利丁厄岛上建造了一栋中西合璧的别墅，并一直居住到1966年去世。
北大朱志良教授在文章里这样描绘红房子“他花了几年时间，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利丁厄岛上，亲自设计营造一处具有东方情调的住所。这座三层楼的建筑，虽然整体上是瑞典风格，但融进大量的中国元素，有他喜欢的北京红墙，室内还做了一个类似苏州园林的月门，卧室、书房，会客厅陈设着大量的中国艺术品，连天花板也按中国式样建成，家具更是如此。围绕建筑，他还建立一个具有东方情趣的花园，园中有曲折的小径，潺潺的溪流，随意俯仰的花木，还有假山点缀。”
我要寻觅的就是这座被称为“红房子”的“三层楼建筑”。我想在其中感受一下东方文化在异国他乡的存在感，也体会一番喜仁龙教授的中国情结；如果条件允许，也想尝试积攒些有关喜仁龙教授的生平资料。
岛上的感受与读他作品的感受截然不同，因为它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里有他的足迹和生活气息，比纸张和照片更鲜活，更有趣儿，从而更令人好奇。
但登岛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失望的节奏比我对喜仁龙教授感兴趣的节奏还快，有点事与愿违的感觉。
我对喜仁龙教授的兴趣源自北海、颐和园、故宫和天坛等公园展室里的历史遗迹照片，照片的署名就是“瑞典喜仁龙”。
咋看时我并不经意，后来在国内各地众多古迹的展厅里，屡屡发现“瑞典喜仁龙”落款的照片时，才引起了我的兴趣，心里琢磨，这位瑞典的“摄影家”不简单。
闲暇时，上网一搜，发觉自己孤陋寡闻了。大名鼎鼎的喜仁龙教授岂止是摄影家？他还是研究中国艺术数十载且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呐！仅一部七卷本的《中国绘画：名家与原理》就展示了他深厚的中国艺术功底。他关于中国建筑、绘画、雕塑、园林等方面的著作不仅蜚声海内外，同时也对某些领域有过深远的影响。他被誉为“20世纪欧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先驱”。
接下来，喜仁龙教授的趣闻轶事则让我的感觉由兴趣升腾为好奇，并感觉有点稀奇古怪。
趣闻。喜仁龙教授在中国的摄影“团队”超级豪华，令人称奇。当年，喜仁龙教授不仅能在皇家禁地的紫禁城（故宫）内自由拍摄，而且他的“向导”竟然是小宣统溥仪皇帝。在颐和园等其他皇家园林拍摄时，他的引导和讲解则是文绣皇后。在全国各地拍摄时则由大总统的特别助理担任“导游”。喜仁龙教授的摄影团队令人称奇应算趣闻。
轶事。喜仁龙教授对西洋近代美术史研究精，著述颇丰，享有世界声誉。二十岁初头的他就荣获了首届查尔斯•兰•弗利尔奖章（相当于艺术领域的诺贝尔奖）从而被斯德哥尔麾大学聘为艺术教授并在瑞典国家图书馆任雕塑部主任。
趣闻让我感到稀奇，轶事则令我感到古怪。“豪华的摄影阵容”虽然令人稀奇，但还不致于感到古怪。废帝做导游细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说民国建立，皇上成了摆设，仅仅从普通人的情感上讲，仅“好奇”两个字就能诠释。你想，一位少年常年憋闷在诺大的皇宫里该是何等的寂寞、无聊？！而另一位青年对紫禁城里的人文、建筑和奇珍异宝又是如饥似渴的期盼，能不一拍即合？一个金发碧眼，一个少年皇帝能不相互感觉稀奇？再加上当年神秘的攝影技术，好奇心就能让两者“惰投意合”。至于大总统的特别助理做“导游”也是当年“崇洋“的秉性，也算“顺理成章”。
令人觉得古怪和不可思议的是轶事。一个西方著名的艺术大家，怎么骤然转向研究东方艺术？并且对中华文明产生的情结缠绵他五十余年，令人匪夷所思！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喜仁龙要到中国研究东方文明，跨越的岂止是千山万水？东西方人文、语言、生活方式、学术环境等等、等等，又是多少个“万水千山”？
答案线索在朱良志教授的一篇文章里，现摘录两段：
“大约在1913年，志向高远的喜仁龙在罗斯带领下，来到波士顿美术馆看《罗汉图》。看到其中的《云中示现》图时，喜仁龙同样受到极大的心理冲击，感到有一道灵光由内心深处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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